《中国水利史》记载：自唐尧八十年（前2278）到周定王五年（前602）的1676年间，黄河大徙，淮阳境内有实籍科查者泛6此，徙1次。从汉平帝元始元年（公元1年）“河汴决坏，黄河间有南侵之害”到东汉永平十三年（70）“河汴分流后，水乃不复为害”止，黄河泛滥达69年。隋文帝开皇十八年（598）秋，西华、陈州、开封等九州、县河决。唐贞观十四年（640）秋，河决。唐文宗开成三年(838)河决，浸郑、滑外城，陈、许、讃、坊、曹、濮、魏、博等州大水。清顺治《陈州志》记载：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四月，陈州言州地洿苦积潦，岁有水患，请自长葛县浚减水河及补枣村旧河以入蔡河。从十月于减水河修双门以减陈、颍水患。张为陈州兵马督监，修堤袁家曲捍水，陈以无患。明洪武七年（1374）河决开封堤，河壅塞，漕运不通，参政安然亲督工疏导之，不逾月工成。州地界频有水患，知州李子仪率民筑堤，以备其后。河虽间溢，竟不为灾。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州大水，隆庆二年（1568）复大水。兵宪傅霖以蔡河一渎不足泄水，乃访近城沟渠故迹，悉疏通之。又分命文武官筑护城堤及沙颍诸河堤。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又大水。二十三年，知州杨堪申准筑堤堰，通沟渠。二十四年复大水，浚沟渠建创桥闸。《淮阳县志》记载：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暴雨弥旬，蔡河水溢入城，四门行舟，居民房屋多倾塌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秋，蔡河两次决东大堤，环城如海。民国15年（1926）水破西北堤口，20年（1931），水再破西北堤口。宋至民国时期，黄河决口泛陈境的洪水达57次。
宋至民国时期，护城堤不断修筑，龙湖面貌也不断变化，湖外地面因黄水泛滥泥沙淤积而层层升高。从地质探测来看，护城大堤复加20多层，堤外淤土层次分明。因洪水泛滥入湖，泥沙沉淀，而湖底也逐渐提升。一般雨水年份，湖水深约15米～28米，加上湖面至湖外地面落差约25米～3米，便形成了与湖外地面和城内地面平均落差约为49米的环绕县城的湖。
以上大量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实：淮阳县城于西周初建，受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，所有建设限于城区，直到东周时期才向外发展。汉、唐时期有很多的古窑址及其以前所形成的大小不相连通的坑塘，唐代晚期已开始修堤护城，但是，并没有形成湖。唐僖宗广明二年（881）湖区内有大道相互通连，众多的古墓葬散布其间，说明活着的人们各自耕种着自己的田地，故去的人们依然安祥。龙湖形成于宋朝初年，最早有大面积的湖水是柳湖和东湖。整个湖区内并未发现元、明、清时期的遗迹、遗物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龙湖形成后，其间也有常年干涸现象（见第四章龙湖景观苏辙、苏东坡诗）。同时，在南坛湖和弦歌湖区原有较多村庄，在被护堤围在里面后，仍有村庄存在，人们继续生活在里面。现在依然存在的弦歌湖区的小金楼村和南坛湖区的南坛村、三官庙村、蔡庄村就是证明。金代买地券中：“本州宛丘县第六都思陵村自己益地内长寿所一座……”的记载，证明弦歌湖区当时还有个思陵村，是因为堤外有思陵冢而得名。这是出现少量金代墓葬的原因。同时还可看出《诗经·陈风》中的“池”和“泽”，除了专指东门内的城池、城外野生着蒲和荷风景优美的清水坑塘场景外，还有泛指湖中分布着大小不等、互不相连的小的水坑和水面大一些的水塘。龙湖形成后其面积和形状也不断变化，它是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长期综合而成的结果。黄河水经常性的泛滥在龙湖的形成中起致关重要的作用，它是环城湖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。人文的因素是人们出于保护城池、发挥御敌抗洪的主观能动性的需要。(李乃庆)